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師
1.《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物》
系列原載 《台灣醫界》，2000年六月開始連載
(一)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師: 前言
(二） (1)拓荒者: 蔡阿信醫師（上）
(三） (1)拓荒者: 蔡阿信醫師（下）
(四） (2)劉清風醫師：第一位美國醫學院畢業生
(五) (3)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上)
(六) (3)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下)
(七) (4)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
(八) (5)早期留美醫師經驗談--記黃世惠先輩的演講及感想)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師(四)
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下)
《中國新變化及準備出國》
這同時中國國內外情勢有大變化，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1972年尼克森訪
問中國後，日本首相田中跟著去訪問。由於一位日本太太找首相隨員直訴，向
周恩來央求後可以全家出國，接連他的朋友也一樣可以辦理離開。鄭教授一家
也開始抱一線希望可以出國，可是1976年周恩來去世，朱德及毛澤東也在該年
接著過逝。不過一個月，文革的四人幫也被逮補，中國起了大變化。次年(1977)
鄧小平又上了台，現代化成為國家重要課題，那麼知識份子又變成重要的分子，
臭老九的臭名漸漸消失，漸漸變成重要份子。
1974年七月是鄭教授岳父的「米壽」(八十八歲壽慶)慶祝會，要他們去參加，
鄭夫人也決定要全家申請回到日本。向上級申請，夫人雖然很快就批准，鄭教授
及子女們就遲遲未有下文，夫人不願自己一人先去，決心要把全家帶出去。
自1974年一年在家「靜養」，每天早上毛筆臨墨，下午運動，晚上看書與家
人團聚地過規律的生活，他認為只是虛度光陰。對出國一事後來更知道只靠申請
不行，要去催才行，去信周恩來直訴，向華僑委員長廖承志去信，託人帶信給統
戰部部長也都沒下文。他夫人單獨去公安部找人問，得到的答案是「你的愛人是
國家需要的人」。
在1977年12月他被選為北京市政治協商委員會的委員，開會時住在招待所，
一天只開上下各兩小時的會，吃得好又有文藝活動的招待，開會二星期只能討論
或旁觀而已，沒有表決權。他也受到優待，可以搬到新的好房子，但是他心在出
國，還是積極想辦法。
到了1978年眼看其他人靠著由日本的著名人士，申請出國就有辦法，所以
只好請岳父幫忙這一條路了。由於岳父與日前首相岸相介是老朋友，再從眾議
院保利茂出面打電話給中國駐日大使轉向鄧小平報告，結果出國批準馬上下來。
不但如此，長女次女也被優待，次女本在鄉村工作十年多，研究所派人接她回
來住鄭教授的家，在附近醫院工作，禮遇他們，出國時東西也不必檢查。
《後話》
在1978年三月上旬出國批準後，各方都給予特別照顧，順利地出國到日本，
連以前很擔心帶不出去的寫作尤其是俳句短歌也沒問題。他到了日本以後的生涯
這本自傳沒再寫下去。他在日文版後記說有「三次到日本」的那部分，本想寫
離開北京到日本以後的遭遇和心情，但日文本、中文本都沒有。
回到日本後到國立療養所工作，1978年3月退休以後到紐約大學及北美東海
岸一行。中文自傳1992年出版時，他還沒回去過台灣，以後回去幾次，在報章雜
誌上(如新竹中學校友會雜誌)看到他回台灣的報導，他也寄給我他在台灣演講的
錄音帶。在1999年趁回台之便，曾訪問他一次，但只是短暫的幾小時，沒有深入
的討論。我倒非常殷切期望他能把自傳第四部分趕快出版，因為他說想寫到日本
以後的心情。最近跟他請教，他說「寫完第三部，感到鬆了一口氣，同時發現從
惡夢解放出來的最初的目地已經達到，也就沒有新動力繼續下去了，請原諒」。
實在可惜。
《向鄭翼宗教授學習》
後上述簡單報導他自傳的學經歷，我們有不少可向鄭前輩學習的地方。當
然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像他博學精通各國語言又有文學的修養，但是他努力好學
的精神是我們最應該學習之處。譬如他說他五十幾歲後才又去學習放線菌的研
究，分離出新菌株而能製造出便宜的Rifampin。他這種好學精神不只在細菌專
業方面，其他方面如學俄文學希臘文及其他語言。以後終於有派上用場的時候。
多涉獵文學、哲學等的書籍也一樣。
他不計功名默默地做，在文化革命剛要結束時，他雖獲得「解放」回到細
菌科。當想要製造Rifampin時，他不計較在自己以前助教手下做事，去建議要
菌株，又無私地建議菌株由國家設機關保有。每次有可出風頭的機會，上級都
改派別人參加，但他仍默默地工作又有大成究，這種精神也該是大家可以學習
的。
他願意去創新或嘗試新經驗也是我看傳記的另一欽佩他的地方。戰後在慈
惠醫大細菌科做得好好的他，願意去美軍醫學研究所工作，他在新的環境中成
突破。結果也證明他這一嘗試影響他的一生很多。能夠第一批被選上去美留學，
以及後來在美交遊廣泛可學習更多的專業及其他領域的知識，這「拓荒者」的
精神該是後輩看他傳記最該去學習的地方。
他幾次不辭辛勞願出頭去為別人服務更是我們後輩難得的榜樣。台灣人在
日本遊行被捕，他願帶信去見美軍司令，當二二八事變發生後有「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心情，更願擔任台僑歸台的團長去辦理處置許多衍生的問題等等，
說明他不只是專鑽研專業的學究，更有服務大眾的意願。
《其他一些感想》
鄭教授一生在台灣、日本、美國及中國的經驗，給了我們不少可參考討論
的寶貴資料。他對日本的怨恨，貫穿整書，一再地出現。從他父親那輩的遭遇，
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壓抑歧視，日本小學校當「共學生」的經驗，在中學時被
日人學生說教，醫預科時不能當班長，到後來入細菌科研究以及後來再度從美
回日都有對日本政府及日本人怨恨的描述。
他回歸中國固然有很多原因促成，上述對日人的怨恨及祖國的憧憬可能是
主因。但是回歸中國後，台灣人也類似在別人氣息下討生活似的。這在不少其
他回歸「祖國」的文學作品中也有不少提及，本文在前也有提到吳濁流的幾本，
也有不少報導台灣人在文革期間受到苦難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是台灣人，所以
有「台灣人原罪」的說法。上面也提到薛某在汪精衛政權下的感觸「中國不會
把台灣人當中國人一樣地看待」，這也許是薛某肺腑之言，他自傳也提到幾位
台灣人高級幹部的遭遇，多足以發人深省，值得大家的參考。
對中國糟蹋人才最是寒心。上面提到的基隆市市長的遭遇外，鄭教授本身
經驗更是實證，上面已經講得不少。出身「身份」不好就難出頭，像回憶錄提
到初期在推動Rifampin的製造時，這小組組長是清潔工，實權是黨書記。在獻
禮Rifampin之成功要強調沒有專家教授而搞出來的。印尼華僑出身的林教授的
情況更慘，文革期間被下放鄉下，住宅被侵佔而被趕出來，文革後鄭教授去找
他們時，那林教授已變成痴呆，連鄭教授都認為殘酷虐待使他變成如此。這種
情形，鄭教授傳記中就講了不少。 他的子女也一樣，他的大女兒考北大時
成績雖很好但第一、二志願都不能進去，那些只有黨員及高級幹部子女才可以，
有海外關係的是根本不收的。獨子中學提前畢業則被分配每年要下放去農村工作，
最後不能上大學只當文具店店員，小女也一樣分配去帆布廠當女工，兩人中學成
績都很好，只是大學只能推薦工、農、兵的子弟。他們子女的教育歧視是他們最
後決定一定要出國的主要原因。
《對台灣的貢獻及影響》
回到主題的討論留學歐美國台灣的貢獻及影響就寫不下去，因為他留學美國
後根本未回過台灣服務。他1947年從日本回到熱帶醫學研究所，將台灣血清及疫
苗生產上軌道，成果輝煌才會被選上為第一批留美的教授。他不但研究有成，也
去美國生物製品研究所研習，若回到台灣應應會大有貢獻，尤其有筆預算本可供
他與郭松根教授籌備成立公共衛生學院及血清研究所。
不過他這本自傳也許對台灣會更有貢獻及影響，看他寫慘痛的中國經驗，一
波一波的政治運動，給想回歸祖國嚮往中國的人士參考及借鏡，希望更多人士再
三研讀，也許鄭教授自傳會對台灣有更好的貢獻及影響。
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1/2)
朱真一
杜聰明博士在台灣的歷史及醫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更是台灣醫界的關鍵人物。
不論是那本台灣醫學史或名人傳記集，他都有非常顯著的份量。他的一生事蹟以及
他對台灣及醫界的貢獻及影響早有不少的書籍以及在各刊物報章有專文報導。
目前自己手上有的幾本寫台灣歷史人物的書籍如「台灣名人誌(一)」(張炎憲、莊
永明、李筱峰著)，「台灣第一(二)」及「百人傳」(莊永明著)，「從人物看台灣
百年史，改變台灣歷史的十三位傑出人物」 （吉田莊人著、彤雲譯)「近現代台灣
口述歷史」(李德心訪問)都有相當份量的地位。葉炳輝及許成章合著 的「南天的
十字星」是1960年的傳記，是從他的學生的角度來寫。
其他報刊、雜誌及專輯有更多的文章。本刊(台灣醫界)在1982年7-8月兩期連載有
江淑華專訪的「杜聰明博士，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一文，「醫望」雜誌在1974年
11月第五期有林柏維的「體格丙下的醫學博士杜聰明」都有專文報導。專輯如「杜
聰明博士九秩華誕慶祝紀念錄」、「台大醫院百年懷舊」，有不少他的朋友、學生
及各方人物對他從各角落寫他的點點滴滴。最近還在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網路上
討論網(Forum)也看到有些人討論他。
但是上述的文章中很少人討論到他的幾次歐美行，譬如本刊1982年的專訪，只有一
句話「民國17年杜博士自歐洲留學回來」而已。其他文章也很少寫他歐美行的經過
或探討他自歐美回來後台灣醫界的影響，以及後輩如何可從杜博士歐美行前之準備
及經過等拓荒經驗中學習。所以我認為從另一角度來寫杜先生仍是值得的。
此文主要依靠他的「回憶錄」(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會出版，1973初版，1982再
版)。他有一套五輯的「杜聰明言論集」，這專輯收集他所有言論及各種記錄，我
並未找到，無法參考。也當然參考了上述幾本書及文章的資料。另外有本「台灣蛇
毒傳奇：台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楊玉齡及羅時成著)也有不少人對杜博士的看
法。在蒐集其他早期留學歐美人士的資料像收集李鎮源教授時也看到其他一些資料。
除了本系列的「前言」中所列出資料提供者外，也要感謝Stanford大學圖書館學家
譚朱春惠、南Illinois大學歷史系陳清池教授的幫忙供給資料。
入醫學校前的教育
杜博士生於1893年8月25日，父親開明，他大哥曾入漢文書房就讀，決心要考秀才，
但日本佔領台灣而無考秀才之機會，但二哥就被送去讀日本書，後入台北師範學校，
是第一屆畢業生的先覺者。杜先生先入大哥的書房讀漢文，一年後書房關閉，由大
哥在家繼續教讀四書，由於二哥當時已畢業師範學校任公學校訓導(老師)，杜聰明
1903年才入滬尾公學校就讀。
滬尾即今淡水，當時是繁華港口，他6歲時也曾避動亂遷移滬尾半年，其住宅不遠
有「馬偕醫館」，他大哥受馬偕牧師聘為教學先生，他常去醫館遊玩，認識牧師及
診療患者狀況。半年後又回到鄉下，但10歲入滬尾公學校又必需寄住於滬尾街上，
有段時間住在校長的宿舍，開始時要替校長煮飯洗碗掃除，後來校長結婚後，仍住
在那裡，校長愛護有加，他六年除第一年第一學期第二名外，每學期都是第一名。
公學校畢業後，當時台灣人能去再深造的學校不多，除了醫學校外，只有師範學校
及農業試驗場。他為何去考醫學校他自己在口述歷史那文說只是好奇心，想考進眾
人所憧憬的最高學府而已，但小時在馬偕醫館等經驗不知是否有關。他考試發榜時
是第一名，因體格檢查丙下，差點因此而被刷下而不能入學。
就讀醫學校
1909年4月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那時都是公費生，預科一年本科四年。全部
用日語，沒有外國語言，有志的同學自己自修德文。他預科就自修，到本科兩年就
可讀德文的教科書。在學中因讀一些偉大醫學者如Robert Koch、Rudolf Virchow、
Louis Pasteur的傳記及老師們研究的態度，早就決心從事基礎醫學之研究。開始
想當細菌學者，所以本科二年級修完細菌學之後，就在暑假去台灣總督府研究所學
習細菌學的研究工作。
在醫學校他有暗殺袁世凱的計劃，他說同學間的「漢民族的意識很旺盛」，常常秘
密集會討論時局及募款寄中國作革命資金，甚至聘老師教北京話。當他們知道袁世
凱想當皇帝，因杜先生在總督府研究所細菌室學習，他盜出霍亂菌種，由同學推舉
翁俊明及他前往北京，打算將霍亂菌投入水源地暗殺袁世凱。他們經日本、大連到
北京發現此計劃不可行而未執行回到台北。
在此順便一提，醫學校同學邱鳳翔也贊同他們的計劃，後來自己出發也經日本到中
國去追尋杜、翁兩人。杜先生的回憶錄(1982年再版本)，他的口述歷史以及寫他傳
記的「南天的十字星」，都提到邱先生以後未知去向如何，沒再回到台灣，以後台
灣醫師公會，沒有他的記錄，台大景福會名單也列入未詳。他對邱鳳翔念念不忘，
邱鳳翔是杜聰明的先輩，其回憶錄中及其他文中提及受邱先生之影響，自己自修德
文。邱鳳翔也畢業後不當醫師，潛心研究生化學。
另一他醫學生時代的歷史也在此應提出，當時醫學校學生實習醫院本有台北醫院及
赤十字台灣支部醫院二所。因日本人有優越感，在台北醫院日人患者不願給醫學校
學生實習下，校長高木友枝極力爭取下1905年才開設赤十字醫院，如日本人不願給
台灣人醫學生實習看病，就到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所以赤十字醫院才是醫學校
的實質附屬醫院。赤十字醫院在今國民黨中央黨部原址，後來遷往大稻埕，戰後成
為第二附屬醫院，再變為省立台北醫院，市立中興醫院。
京都帝大留學
1914年醫學校第一名畢業，他不去人人嚮往的內科或其他臨床科當醫員，懇求堀內
次雄校長允許入總督府研究所，被任命為雇員，堀內校長當時也是研究所的衛生部
長，在堀內校長及另一寄生蟲專家指導下研究，不到一年就有二篇論文在1915年台
灣醫學會發表。
他自感學力不夠，決心到日本留學，經堀內校長介紹入京都大學內科賀屋隆吉教授
任「介補」。一年內出席內科講課、迴診見學，從事檢驗等工作外也入研究室從事
實驗研究，有愉快的經驗。一年後轉入藥物學教室，以醫學部研究科生受森島庫太
教授指導。這教室那時有總督府醫學校前輩廖煥章先生前來研究中。
京大藥物學教室當時規模全日本最大，開始從事水銀化合物對生體分佈的研究。為
了多懂得化學，到大學理學部聽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夜間往德
文學校就讀，六年從未中斷，暑假去大阪醫科大學時，也參加德文講習會，同時又
去學英文及法文。
京大期間他去大阪醫科大學研究血清免疫問題，短期研究就曾發表二篇有關霍亂疫
苗免疫論文。在大阪是何年何月或多久，在其回憶錄沒寫清楚，只說大阪1916-1917
年霍亂大流行時在那裡，但「南天十字星」一書中說每年暑假去。他的回憶錄則有
段說明結識當時在京都中國留學生，也經其中一人之介紹，在1916年在大阪加入中
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並領有黨員證書一事。
當他研究有成已進展可能獲醫學博士時，掘內校長就到京都大學邀請他學成後回台
任藥理教授，1920年後他就算是母校講師身份派往京大研究。1921年昇任為助教授
兼總督府中央研究院技師及高等官七等回台。
回台北醫專任教及結婚
1921年10月回台當助教授時只有一小辦公室及一年500元之經費，那500元只夠講藥
理學、學生實習、圖書儀器等等，研究經費利用中央研究所技師的經費，擴充藥理
研究室。1921年11月向京都大學提出醫學博士申請，1922年4月昇任教授，11月通過，
12月16日正式得醫學博士證書，是台灣人第一個博士 (醫學博士)，也是日本第一個
授與非日本在地人的醫學博士。
1922年5月與林雙隨小姐結婚，他首次認識林小姐是1918年夏在從日返台的船上，航
船舉辦留學生懇親會，杜先生上台演說，而出身霧峰林家的小姐也出來唱歌，他乃託
親友蔡培火先生向林家求婚，經過數年才得到岳父的允許。「台灣第一」那文還提到
林家本認為「門不當、戶不對」而不准，但杜先生以他的坦誠、堅定的意志感動林父，
林父乃訂了條件，要求杜聰明獲博士學位。據近代名人誌另一文及日人吉田莊人的「
從人物看台灣百年史」更有林父的四條件說，除了博士外要成為高級官吏、作漢詩及
聘金五千日幣等。原來這四條件說在杜先生回憶錄也提到。婚禮是在台北基督教教堂
舉行基督教的新式結婚典禮，郎女均才貌雙全人人欣羨的婚禮。
身兼數職、分秒必爭
在非常有限的經費及時間下，杜先生回台後還是成立了實驗治療學研究室開始藥理學
的研究。除了必需在醫專講授藥理學外，日夜大部分時間在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研究。
他一人身兼數職。他開始研究苦參、八角蓮、木瓜葉等的有效成份及其藥理作用，自
己一人準備授課、準備學生實習也自己親身做研究，數職自己一手包辦，分秒必爭而
有不凡的研究成果。
不只是教學與研究，且回台後又去勤讀漢文，找漢文老師，而且組書道會每天練習四
張各種書法，對外國語言學習更是積極。德文不必講，當時日本醫界都需用德文發表
論文。他也自己在醫專當教授時期找英國人學習英文，又找數人組聖經班由馬偕醫院
院長教導，在前往北美前，還去馬偕醫院外籍宣傳師宿舍找牧師娘學英語，有時在客
廳有時在廚房學。他也訂閱英文的新聞報Japan Chronicle來學習。法文也一樣自修，
找台北高商教授私人教授法文，他的法文熟練到後來在法國進修時又用法文寫論文，
在法屬越南開醫學會上可用法語演講。
第一次歐美留學行
1925年12月19日他自台灣出發先到日本再到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留學，到1928年4月
11日回台。他以總督府在外研究員資格，但由台北帝大理農學部之經費出國。當時台
北帝大本想成立醫學部，因杜聰明是預定為教授而派出留學，後來醫學部中止創辦，
他還是按預定出國進修。因當時早有博士學位，所以主要以考察歐美之醫學設施及找
有名的藥理教授，觀察他們的研究情形、教授們之理想及學習實驗方法，以備回台後，
再來發展自己的研究為主要目的。
到歐美留學在那時是非常稀罕而極光榮的，他還特地去各科及學寮向職員及學生道別，
先到大阪及東京幾天才坐船到美國，再換火車去Philadelphia的賓州大學。在Richards
教授實驗室及藥理科觀摩其教學及研究二個月，他不只待在費城而已也到各處參觀研
究，他也去拜訪Johns Hopkins大學的John Abel教授，在那兒三個多月，除了觀摩外
也學習血糖微量定量方法等，也去該校有名的公共衛生學院訪問。其間他也去拜訪向
野口英世(在New York的Rockefeller研究所)以及Banting (加拿大的Toronto大學生理
科)請益。在那年7月5日還去參加世界麻藥教育會，在會中演講台灣鴉片問題。在北美
一共約六個月。
1926年7月離開紐約經英國、法國、荷蘭再到德國漢堡，沿途在各地滯一、二星期但也
儘量參訪各地研究室。在漢堡大學藥理科研究半年，在此也有一篇論文發表，並趁在此
到漢堡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觀摩。以後離開漢堡到丹麥及瑞典拜訪觀摩兩地有名之大學
及學者多人再到柏林。
繼續在柏林大學藥學教室有系統地去聽有機化學課及研究台灣產八角蓮有效成分之分離
工作四個多月。以後離開柏林去德國各地如萊比錫(Leipzig)、慕尼黑(Muenchen)、
Heidelberg參觀各地大學的藥理學研究及教學外，也去參觀Merck, Bayer製藥公司，
Zeiss顯微鏡公司等等。
1927春在德國各地旅行後又經巴黎到英國去。在英國主要調查英國醫學教育制度，倫敦
市當年就有13所醫學校，生理學及藥理學研究尤其發達。這裡的熱帶醫學校是歷史最悠
久及規模最大。也到英格蘭的Edinbingh大學一個月，後來到Manchester及Liverpool兩
地參觀。在倫敦時待在牛津及劍橋兩大學參訪較久，在英國各地共約四個月才再轉往法
國。
在法國共約七個月主要在巴黎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及聽課外，也趁此學法語及參訪各
醫學研究及一般名勝。Pasteur Institure是當時醫學學術研究中心。在法國期間也往
其他各地如Lyon、Nice、瑞士及義大利各地訪問參觀。在瑞士時不忘去參觀Basel製藥
公司。最後在1928年3月離開巴黎到馬賽(Marseilles)坐船回台。經Suez運河到香港，
杜夫人特地到香港會同再經汕頭、廈門而在4月11日回到基隆。
歐美回台後的發展及歐美行之關係
回到台灣，藥理學研究室改樣了，因為出國期間由別人代講授藥理學，研究室被廢了，
只好又從頭做起。又再開始設實驗室而且開始收學生。邱賢添醫師是從醫專剛畢業，進
入藥理學教室任專職助手，他們努力研究，聲名漸著，接著高敬遠、呂阿昌兩醫師雖開
業中也抽時間來做實驗研究。他這三位學生不久都做出不凡的研究先後向京都、岡山等
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
後來總督府又創設更生院由杜博士管理，專治療鴉片癮的患者。他又訓練一批醫專畢業
生來更生院當醫員，又從事藥理研究。早期的學生有黃文、王耀東、林金龍等等，最後
這些學生都可在藥理學會發表成果並得日本各名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來科內同時有超過
廿人以上在杜先生指導下研究。杜先生於1937年因鴉片研究有成，獲日本學術協會賞。
二年多歐美行到底對他以後的研究、教學有多少助益？他的回憶錄(上幾段有提及)去歐
美觀摩是為將來發展自己的研究。從上一段他的研究自他回國後突飛猛進看來，無庸置
疑這次歐美行對台灣的科學研究有很大的助力。
上次提及的「台灣蛇毒傳奇」(楊玉齡及羅時成著)有些後人的看法。杜先生對這麼多人
來研究室深造時，該找什麼題材來研究，他訂出三個大方向：中藥、鴉片及蛇毒。這三
個題材都有濃厚的本土色彩。他的學生之一的前台大醫學院院長彭明聰就認為他眼光遠
大，是研究的先驅者，選適合台灣研究條件的冷僻主題，事後證明他選擇高明有事半功
倍之效。鴉片及蛇毒的研究在台灣科學史上都各自留下如該書所言「輝煌的痕跡」。
選此三主題跟歐美行又有關係否？他去歐美的觀摩想來大概是促他選擇本土化研究主題
的大原因。他看到各國研究也致力與本國有關的題材，台灣比起外國條件差，若找同樣
的題目，不可能跟歐美日各國競爭。他的回憶錄中每到各國都去觀摩該地的熱帶醫學研
究所，譬如他在漢堡大學看其有名的熱帶醫學研究所，他就覺得他們的治療研究的病症，
在台灣常見，有並不稀奇之感。也許更有觸發他研究台灣常見的題材，取材方便，更可
佔先天優勢。
「台灣蛇毒傳奇」一書中也有提到另第二次歐美行的影響，書中說戰後初期，醫界的醫
學教育體系有英美派及德日派。戰前台灣是實施德日派，但國民政府遷台後英美派漸漸
抬頭，二種體系的人就會有衝突。1950年12月杜聰明得世界衛生組織贊助前往歐美考察
醫學教育七個月。結束回台後，書上說杜聰明認為美國醫學並未強過德國，李鎮源回憶
說，「那批擁美派教授，後來便有些看不起杜先生」。該書認為杜聰
明不久離開台大，跟台大校長錢思亮不和，這也是原因之一。
對鴉片的研究及貢獻
對鴉片的研究是自歐美留學回台以後，1929年4月開始對鴉片煙膏及副產品之性質及反
應研究。當年6月到韓國、中國東北以及北京、天津、漢口、上海各地訪問並調查鴉片
的問題。他同時也在當時台灣的乞丐收留所(愛愛寮)去研究調查。想辦法治療鴉片上癮
者的除癮治療。台灣鴉片癮者相當多，最多記錄時佔總人口6.3%，日政府只用消極方法
以專賣(特許)制度來控制，原因之一是因專賣制度是日政府的重要財源。後來經過蔣渭
水領導下的台灣文化協會及後來民眾黨反對這種專賣鴉片制度，打電報去國際聯盟使到
國際聯盟要派人來調查，總督府只好積極些要找方法矯正癮者，並命令強制治療。
於是1930年日政府成立台北更生院，由杜聰明為醫局長管理經營，他又有醫專畢業生黃
文、王耀東、林金龍等加入研究鴉片的問題及實驗研究，這些治療及研究成果輝煌，如
用很短時間即可除癮，首先發明由尿中檢驗嗎啡(morphine)斷定有沒有用鴉片，也報告
了數十例的新生兒鴉片中毒者等等。這些報告在藥理學會、醫學會報告，受世界之注目，
他也如上幾段所言因此得日本學術協會獎。
順便一提這更生院除了治療研究鴉片外，又創設了看護婦(護士)講習班，嚴格訓練護士。
也再創設產婆(助產士)講習所。為了使除癮者到了社會更能適應，他更設「芙蓉國語講
習所」，對鴉片癮者入院期間給予些教育，教導他們識字、寫名字、數目金錢算法等等。
對更生院職員也儘量培養。從這些杜聰明所辦的活動看來，杜先生不是象牙塔的學者，
他是兼顧到學者對社會的責任，上述的活動不是他辦公的義務，他都自願奉獻。他在更
生院之其他事蹟，在以後討論如何向他學習的那部分再詳加討論。
台北帝大醫學部教授時代
1936年台北帝國大學增設醫學部，創辦的第一位部長三田定則抱要創設日
本一流醫學部的理想，他選擇各科教授非常嚴格，當時醫專基礎醫學
只有杜聰明及名寄生蟲學者橫川定被擢昇為教授，臨床另有幾位而
已。其他均聘自其他優秀新進學者。因此儀器、圖書、設備均增加，
研究風氣大為振興起來。藥理學教室當然更充實擴張。
設立醫學部後可以由醫學部教授審查論文授與博士學位，更有更優秀
的醫學部畢業生加入研究的陣容。第一屆畢業的李鎮源、許燦煌就一
畢業即入藥理教室研究，藥理成為醫學部最強力的一科。除了上節提
到的學術協會獎外，1938年他應邀在越南河內遠東熱帶醫學會演講，
1939年更榮任第13屆日本藥理學會會長，主持藥理學會在台開年會，大
受空前好評。1942年又到韓國及中國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北及
東北調查中藥及收集中醫藥圖書。
他及共同研究者在醫專及醫學部期間共發表了400篇之論文，主要是三
大主題的鴉片、蛇毒及中醫藥，除中醫藥研究沒有多大的發展，其他
二主題有輝煌的成就，鴉片已在上節詳述，再來討論蛇毒的研究。
蛇毒研究
他對毒蛇研究除有關臨床方面全台被毒蛇咬傷被害者一萬二千多人的
統計外，更開始系統地研究台灣各種蛇毒對生體的毒物學作用，像對
新陳代謝、血液凝固、肝臟、神經功能等等的影響。希望從蛇毒之毒
物學中樹立對蛇毒咬傷之根本治療方針，又想利用蛇毒找出可以治療
一些疼痛藥，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有種製品，曾獲得日本特許局之特許
權。
他的蛇毒研究對基礎醫學的深遠影響，可能遠勝於他對鴉片的研究。
從醫專時代由邱賢添提出「台灣產響尾蛇蛇毒之毒物學研究」開始，
不但日據時代，戰後台大醫學院藥理科，70多年繼續不停，在「蛇毒
傅奇」一書中說「成為台灣土壤中第一株開花、結果的科學樹」。
又說從歷史角度看來，關鍵人物是杜聰明，因挑選出這深具本土優勢
的題材，並帶領有高素質的門生打下紮實的基礎，才使這項研究並深
受戰後日本撤退的影響，牢牢根植在台灣而能在1960、1970年代大放光
彩。
這些門生中最出色的當然是李鎮源教授，李教授從小立志當醫生，但
進入醫學部後就迷上基礎醫學。在學生時代不只對藥理學，對微生物
學也很喜歡，但「為了替台灣爭氣，為了台灣人的尊嚴……我還是選擇
跟杜先生。因為我認為杜先生是我們自己人，我們應該幫忙他」(摘自
「蛇毒傳奇」)。可見杜先生之影響力。
另位高徒彭明聰教授也深受杜先生之影響，他說從1941年，在醫學部畢業
前幾天，杜聰明把每一個台灣籍同學請到他家，勸大家走基礎醫學，
杜先生以自己為例，沒有學位及前途的保障下都可念基礎醫學來激勵
台灣籍的學生，但他並未對日籍學生講這些話。但從回憶錄中在他的
藥理學教室他訓練而後來得醫學博士名單的39人中有日籍門徒八人，
日人也願到他研究室，在醫專時代即有。
雖然在戰時，有種種限制，生性好強不服輸的杜先生仍然把藥理學教
室治理得井井有條。一人同時指導近2、30個實驗，自己已經無暇親自
動手。李鎮源教授說他相當嚴格，每當他下樓巡查時，大家紛紛以
「肥仔來了」的暗語相互警告。(以上三段均來自「蛇毒傳奇」)。
他對蛇毒研究漸有聲望，他的榮譽也跟著而來。以前提到他1939年榮任
日本藥理學會會長，那年在台北開年會，杜聰明就作一個特別演講
「台灣產毒蛇的毒物學研究」為題，令與會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38
年舉辦的第十回遠東熱帶醫學會是在越南河內，他則應邀專題演講
「台灣鴉片癮者死亡率及原因的統計」，他可用法文演講。
台大醫學院教授兼院長時代
當日皇宣布投降時，他正在溪頭山中，第二天得到消息，連夜趕回帝
大醫學部疏散地的大溪。馬上被聘為台大校務常務委員負責接收台北
帝大醫學部、醫專、台大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及赤十字社支部
及醫院。同時也擔任各種學會會長(科學振興會、台灣醫學會)及各種各
式的委員會的委員。以後就被任命為台大醫學院院長二任，從戰後到二
二八事變發生那年 (1947)三月，再從1948年7月到1953年7月。
戰爭期末台大疏散到桃園大溪，他負責遷回及移交接收工作。戰後混
亂期間，台大醫學院及附屬醫院能繼續教育人材，治療病患及建設進
步，杜聰明功勞很大。由於他公正無私，及他跟日籍教授關係良好，
移交才能順利。他也能暫時留用日人教授並起用台灣人材，有出身於
台大的，也有自日本聘請，甚有位自中國回台的帝大醫學部畢業生。
但從日本回台的鄭翼宗教授在自傳就批評他企圖以台大出身者霸佔醫
學院，形成「學閥」。
此期間他另一德政，杜先生順利解決就留的問題，許多本在日本讀書
的台灣人子弟紛紛返台，有關各科系程度不一，台灣又無牙科、藥
科，所以用考試各編入大學部及醫專部相當學年，使很多青年學子能
繼續學業，其中不少後來成為很有成就的人材。
在戰後幾年內，他對台大醫學院的改制成7年制，促進台大醫學院研究
第一的精神，增設牙醫學系、藥學系，都貢獻很大。他極力反對校園
土地出售及租借其他單位，更反對國防醫學院與台大合併，事後看來
這幾件他反對的事都是非常明智之舉。他向各方面爭取獎學金派教授
們到美國深造更是對台大發展有極重要的影響。有些早期留學的醫界
人物會在本欄內繼續報導。台大醫學院有楓城之稱，大量楓樹種植也
是杜聰明任內之建樹，他派工人到新店山內採楓樹苗回來種植。
政治與社會的參與
戰後杜聰明主要的工作除了醫學院及醫院的行政工作外，其他各種機
關團體他也參與不少，「南天的十字星」列出了69個頭銜堆到杜先生
身上，他精力充沛，做了許多各種多彩多姿的活動。
最重要的關鍵在對政治的興趣，他的學生彭明聰教授就認為這種對政
治的傾向在日本時代沒辦法發展，被壓抑下來，戰後就很自然朝此參
與。首先他參加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的選舉，由省參議員選舉當
選，這些參政員組聯誼會，時常討論台灣的問題，向中央政府及省政
府建議。可是當未到南京開正式參政會前，他就被任為省政府委員而
辭去參政員之職。他當了八年的省府委員，歷經魏道明、陳誠、吳國
楨、俞鴻鈞四位省主席。
二二八事件時，因是參政委員，曾與其他人共同拜訪陳儀商討事件處
理方針，後來也被聘為處理委員會委員，每天參加在中山堂開會。以
後他聽到處理委員會自身亦難保，委員也可被殺而相當危險。甚至有
人通報他亦在被補名單中，要他趕緊避難去，曾幾度暫避居朋友家，
不敢回家過夜。回憶錄上也言及在二二八事變時，自基隆登陸軍隊要
占領醫學院基礎醫學教室為臨時兵營，他殷勤說明交涉，後來只限於
學生宿舍，防止儀器的破壞。不久(3月16日)被校長免院長職(由嚴智鐘
代)，不知是何原因，但可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一直到第二年7月又再
被聘為第三任醫學院院長。
對其他政治社會運動也積極參與，加入台灣憲政協進會、台灣政治研
究會、台灣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台灣文化協進會等為理事、常務理
事之職，相當活躍於政治社會運動，甚至被聘為國民黨文化運動委員
會主任委員，但他對此職沒就任。對教育科學方面更積極地熱心參
與，被推為台灣新生教育會及科學振興會兩會會長。在1948年由銀行界
捐出一筆基金成立「台灣光復文化財團」，推他當董事長，可惜此基
金後來流產。
他在實業界也有參與，1948年成立的台灣化學工業製藥有限公司也推舉
他為董事長。本想由日據時代接收的日產公司為基礎發揚光大，但目
標未達，最後辭散了之。他說他去歐美考察醫學教育不在，經營不
善。
雖杜先生能者多勞，戰後他在藥理學方面就少直接參與，不出幾年後
就讓李鎮源教授接手指導管理。李教授對恩師一向尊教，他也忍不住
感嘆，「如果沒有轉到政治方面，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應該會更大」，
他也認為杜聰明是因個人的興趣而轉向政治。除了政治外，他仍有太
多的外務纏身，就是專從事行政及政治前，他也經常外出，有些實驗
室的人就表示不滿。也許是因為參與太多分身乏術，有些事情就會失
敗，他自己也認為就是因為不在，才會使製藥公司經營不善而導至最
後解散。不過從他努力參與社會的多方面，不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
很努力，證明模範的科學家也必須要服務社會，不該是在象牙塔中而
已。
第二次歐美行
1950年獲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贊助，於12月12日出發到美國五個月、
歐洲二個月的考察。這次的歐美行以研究醫學教育制度以及觀摩藥理
學的研究及教學為主。除了參觀沿途的幾個大學的藥理科外，主要待
在Columbia大學的三、四個月。由於他對鴉片研究聲名卓著，在此期間
受邀到美麻藥局演講台灣的鴉片問題並到各地麻藥中毒收容所、監獄
參觀訪問。在哥大主要研究醫學教育及學位制度，這期間也旅遊訪問
各地的醫學機構，如到Philadelphia的National Board of Medical Examiner，及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及Chicago參訪美國醫學會及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訪問這些機構主要是為研究美國的醫學制度。
他也另外去各地訪問各大學的藥理科，如他去過Harvard、Yale、John
Hopkins、Pennsylvania大學、Chicago大學、Wisconsin大學等名大學，也去參
觀訪問大藥廠如在New Jersey的Merck及Lederle兩公司。這五個月的經驗，
他自傳說生活愉快，受益良多而離開到歐洲。
歐洲時主要去端士參觀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各大學及世界紅十字會
總部。後來再轉往德國及法國，主要也是參觀訪問各大學，在歐洲共
二個月然後再回國。舊地重遊，主要還是訪問各藥理科以及各名製藥
廠如Beyer、Basel等等公司。
這次的第二次歐美行不在講求學習實驗方法或研究藥理，主要看醫療
制度及教育體系。上述台大醫學院的改制成7年制或許是受此次歐美行
的參觀訪問歐美的醫學教育體系的影響。以前在討論他留學歐美對台
灣之影響時，曾提及杜聰明在第二次歐美行之後認為美國醫學未強過
德國而被有些人看不起之說法。但該「蛇毒傳奇」一書也說杜聰明積
極為手下副教授爭取管道公費留學的機會。而且那時台大教員在杜聰
明下任前，據「楓城四十年」一書到1952年底共有20人到外國留學，除
了三位到日本，一位到丹麥，其他全到美國，沒有一位去德國，大家
也認為「留學美國成為促進科技發展的捷徑」。固然有些經費是由美
援會必需去美國，有些由教育部及WHO供給。
創辦高雄醫學院及當院長時代
他1953年7月卸任台大醫學院院長職，就與有志的醫師藥師們發起組織
私立醫藥專科學校，很快地就籌備為要設立醫學院。由於杜聰明交往
多，得到不少人支持贊助，很快就得到教育部部長之支持，後來以
「私立高雄大學籌備委員會」首先創辦私立高雄醫學院。1954年7月成
立董事會，開始招生，於10月16日借愛國國民學校禮堂舉行開學典禮。
但到1956年8月才准立案，1957年6月才開設附設醫院。
以後高醫建設發展成為高水準的醫學院，他的回憶錄提及高醫特別之
處，如開始就一星期只授課五天，星期六、日放假，食堂是第一個採
用Cafteria式的餐廳，非常注重語文教育，要求學生也要能讀德文、法
文，同時以嚴格管理及愛護學生為教育方針，並提倡樂學至上研究第
一的風氣。
他對台灣另一大貢獻是在高雄醫學院設「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當
時民政廳無足夠經費委託高醫辦，還是杜聰明承諾高醫可負擔不足之
部分而開辦，共計於1958年及1959年各收一班共60名修畢，他們不但服
務山地，提供原住民的醫療外，更是社會領導者，對提高各地方文化
貢獻良多。杜聰明一向想幫原住民的願望，完成此崇高的使命感，他
自己也說有無限的快樂。
1966年在創辦高醫12年後，各種建設制度上軌道後，他辭院長職退休，
同年受聘為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他自高醫辭職最主要原
因據訪問謝獻臣文中就說是與董事長陳啟川不和。
以後幾次歐美行
退休後1967年又被教育部派往日本、歐美考察醫學教育、3月底去東京
參加亞太地區醫學會聯合會，並被選為1967-69之會長，並出席日本醫
學會總會，然後去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從他的回憶錄看來仍以旅遊
為主及會見拜訪朋友及訪問以前去過的學校醫院，他訪問不少台灣來
美留學的學者及學生。不過他也不忘參觀訪問各地藥理學科、藥廠以
及其他美國醫學機構如美國醫學會、Blue Cross及Blue Shield醫藥保險公
司，國立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tistute of Htealth)、麻藥管理局、全國醫師考
試局(National Medical Examiner)、國外醫學畢業生委員會(ECFMG)、美國內
科、外科學會等等。
1970年杜聰明又到日本及北美各地旅遊四個月，自傳中雖說目的是看兒
孫及順便考察醫學教育，但看其旅行記已無參觀醫學機構，沿途接受
親友、學生歡迎。1972年5月也有類似的日本及北美旅遊4個月，1972年
12月又再度前往日本、北美旅遊約3個月。最後一次去美國還在紐約基
督教會演講「台灣文化與基督教的關係」。從回憶錄讀此講稿，內容
豐富，收集資料尤其有關醫學部份非常詳盡。
1970年以後幾次北美行可說只是旅遊及探訪親友及學生，1967年歐美行
是由教育部派出而因為兼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到部裡辦
理實務，這期間仍常到各醫學院、醫院及其他醫學職業學校視察並提
出教育改進意見。所以那次歐美行仍對台灣醫學教育體制影響。此委
員會以後增設五位常務委員，仍由杜聰明任召集人，他最後一次是在
1972年10月裡新教育部長聘為常務委員。
後輩可學習之處
杜博士一生對台灣影響尤其是對醫學教育及研究貢獻很多，上面談了
不少不再詳述。他的行誼精神仍有許多是我們後輩該努力去學習的地
方。下面只舉其中幾項來討論。
他的勤奮該是大家最該學習之處，從小到老努力學習不斷。不但上課
認真從未遲到，課後更有無窮的求知慾去自修去涉獵其他知識做學
問。譬如德文，醫學校本不教的，他自己自修，參加小組共同研讀，
後來都可以自己讀原文版醫書。學習英文、法文以及日據時代學北京
話及漢文等等都一樣。在各地留學時旁聽選修化學課程，像他那樣努
力求知慾連他去參觀紐約野口英世的實驗室時，連好學的野口也可感
覺出來而大為讚揚(見南天的十字星)。
他的對研究工作自零開始，更是全神貫注，每日由大清早到深夜埋頭
苦幹，沒有星期天的休息，就是以後擴大到有同時有20幾位研究員在
他指導下做研究工作，他仍是每夜晚飯後再回到辦公室做修改論文等
工作，每夜11、2點才回家，他自己用「日夜專心對學問奮鬥努力無得
寸暇狀況」一語來描述(見回憶錄)。他管理藥理科非常嚴格，以前曾討
論過，他以這種「身教」影響他的學生們，李鎮源後來師承杜聰明也
以努力認真工作，管理科內研究嚴格聞名，台大藥理科後來他的弟子
及他們的學生們，一直受此「身教」而成果輝煌。
可是他另一「身教」卻沒有流傳到台大或其他醫院。他一生中除了努
力藥理研究外，也有段是有臨床醫師的經驗，最主要的是在更生院為
鴉片癮者除癮那段時間。對這種有點監獄型的特殊醫院，報導說他都
以和顏悅色視如家人看待，被報紙稱為「樂園一樣的更生院」的報
導。「南天的十字星」一書寫了不少他當醫長有人情味對待病人的故
事。對「紅包」處理更是拒收任何禮物，就是畫家病人感恩自己要親
自畫的畫幅也拒絕。他更吩咐手下，從所有醫師到護士到工役沒一人
敢收病人的餽贈。可惜他這種身教影響只限在更生院，後來台灣各地
醫院，「紅包」變成常習。
他當了日據時代台灣人最高的官位，對台灣人反殖民的如台灣文化協
會並沒有參與，但他並不忌緯與文化協會人士來往。後來總督府為了
「同化」政策成立了「皇民奉公會」他被捧出為那會的生活部長，他
的參與後來有人批評，譬如最近北美教授協會討論網(Forum)就有人批評
他太靠攏統治政權。「南天的十字星」一書對此有相當長的辯解，那
書中提及他只是不得已被掛出的招牌，杜聰明自己並沒有改姓名，外
國論文登表仍用Tsungming Tu而不用日式拚音。他反而利用此機會督促改
革台灣人的惡習而非要同化於日本，寫文章、開演講會及召集座談會
來改革台灣式宴會、婚喪之浪費及各種不合理制度習慣等等。
對杜聰明其他的觀察貢獻以及他為人處世，他的學生葉炳輝有詳細的
評論，他以他學生的身份來討論，他舉出許多他的特徵：他和藹可親
使人有如坐春風如受化雨之感，知恩必報、廉潔自守、充滿信心及洋
溢熱情，治學治事穩健而慎重、生活有規律，愛好自然而不願認輸的
運動家等等。很少看到有人寫杜聰明負面的文章，最近看到「醫望」
31期訪問謝獻臣教授報導提到謝教授說「偉大的人，也有不偉大的一
面」，杜先生的名氣是「下雨天的破雨傘」的說法。
本文並非為他寫深入傳記，他的一生是值得學者去研究，尤其是他一
套五輯的「杜聰明言論集」有很多資料可讓人去整理分析，詳加研究
可以寫出成出色的碩士博士論文，探討他一生思維的來龍去脈，給後
人對他有更加認識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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