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師
1.《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物》
系列原載 《台灣醫界》，2000年六月開始連載
(一)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師: 前言
(二) (1)拓荒者: 蔡阿信醫師（上）
(三) (1)拓荒者: 蔡阿信醫師（下/迴響及補遺）
(四) (2)劉清風醫師：第一位美國醫學院畢業生
(五) (3)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上)
(六) (3)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下)
(七) (4)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
(八) (5)早期留美醫師經驗談--記黃世惠先輩的演講及感想)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師(四)
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上)
朱真一*
《前言》
鄭翼宗教授是台灣戰後第一批出國進修的醫學教授，跟他同時一起出國
的有董大成教授，在二二八事變扮了重要角色的謝娥醫師也是那期間出國，據
鄭彝宗教授最近來函，謝娥醫師比鄭、董兩教授慢一個月到美。上幾期報導的
蔡阿信醫師戰後人仍在北美暫回不去，她也趁機會在美加各醫學中心參觀進修。
鄭翼宗教授的生涯跟蔡阿信醫師一樣地戲劇化而且非常曲折，會引人入
勝地去讀他的傳記。不但是第一位到美留學的經驗，他出身豪門家族，後來赴
日讀醫，戰後在日本美軍研究所工作，又因台灣白色恐佈的陰靂下不敢回台由
美到日本，在東京的美情報局工作羈留，然後再赴中國工作廿五年，又正逢中
國文化大革命遭受苦難，廿幾年前又再回到日本。最近幾年才有機會幾次回台
省親及參觀 。
這裡主要按照自他自己傳記「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台灣人醫學教授的
自傳」(一九九二年前衛及台灣出版社的「台灣文庫」NO.22)以及跟鄭教授幾次
通信，一次面談以及加上其他資料。這本書我也曾在〈台灣醫界〉1994年37卷
2期112頁介紹，大力推薦過。這裡想寫出他留美到中國的背景及經驗外也想探
討這本傳記中的內涵，對台灣影響。他的經歷不但曲折戲劇化，而且我也認為
讀後更能使大家對台灣的何去何從去深思。
《埋沒到再「出土」》
讀過他的日文自傳後，曾請教一些醫界前輩，除了以前醫學院同事以及熟
識他的人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他在台灣醫學史上被人忘記、忽略或故意地
埋沒掉。像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楓城四十年」(台大醫學院四十週年紀念特刊，
台大醫學院景福基金會發行，楊思標總編輯)，不但在討論他服務過的熱帶醫學
研究所、及細菌科的文章中都沒被提及，甚至在最後部分的「楓城年表」中，
把一九四九年由教育部資助赴美進修名單中也被刪掉，只列董大成而未列鄭翼
宗之名。
但是一九九八年由遠流出版社出版，由莊永明寫的那本「台灣醫療史：以
台大醫院為主軸」的大事記中則有他的名字。說鄭翼宗與董大成及數學系施振
榮三教授是第一批公費出國進修的台大教授。看來在一九八五年時有人把他的
名字刪掉，改寫了歷史的名單，大概深怕列出他會出問題。以後（1992）他的
自傳出版，知道他的人漸不少，他的名字「出土」了，他後來返台，在報章雜
誌也有報導。1998的台大醫院歷史的名單又有了他的名字。
順便在此一提，上述的「楓城四十年」及「台灣醫療史」都寫成他們一九
四九年八月赴美進修，按照鄭翼宗的自傳，他們八月底才拿到護照，十月廿九
日才離開台灣。鄭翼宗教授文中說董大成教授跟他兩人同行。十一月才到美國。
《中文版自傳出版緣由》
鄭教授這本中文版的自傳出版，我盡了些心力，在此簡略寫出，主要想讓
人知道為何對這書有所偏愛(或可說偏見或成見)，不是故意說好話或要拍馬屁。
詳細請看該書中最後一章的中文版的出版原由。
自己到美國後才熱中於台灣的歷史文化，因為的確是那麼豐富而會令人有
濃厚的興趣。在廣泛收集自己故鄉新竹的書籍文章中，最常被提到的是「開台
黃甲」鄭用錫的家族以及他為勸解械鬥而寫的「勸和論」。後來發現一九八八
年夏天是鄭進士出生兩百年，我去信各界懇求舉辦他二百年誕旦週年紀念會，
也因此認識了新竹中學前輩黃崑煌前輩。一九八九年黃前輩還很記得我對鄭進
士家族的興趣，拿了本日文本鄭教授的自傳「Memoiren」給我看。
直接去跟鄭教授要到那本日文本傳記，對他的經驗感到非常有價值而且難
得，所以安排在北美醫師協會及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中宣揚及討論，還特地麻煩
深諳日文的廖坤塗醫師詳看討論。有次台灣出版社的林衡哲及前衛出版社林文
欽正好在場，他們一直督促我去安排中文版。鄭前輩把自己親自改寫成中文並
修訂後寄來給我，當時怕寄回去會無端地遺失，要託人帶回台灣，有些人又怕
出問題不敢帶，幸而林逸民醫師(羅東陳五福眼科醫院)的夫人陳倫美女士(陳五
福醫師女兒)，趁回台之便帶給出版社，而能順利地出版。相信這中文版能讓更
多年輕的一輩可從鄭前輩的經驗中學習。
《家族背景》
鄭教授是台灣的望族豪門新竹鄭家出身，這家族最有名的就是「開台黃
甲」鄭用錫。他是台灣土生土產的第一個進士(1823年)，也出了其他不少名人。
他自傳中寫了不少鄭家的歷史、典故及家族社會內情，很有歷史價值。細讀他的
出身描述，我個人有下列的觀察及感想。
鄭家也許台灣的豪門名家都一樣有濃厚的「祖國意識」，這跟他們家族曾
在中國作官也許有關，像鄭用錫在北京當京官三年，另有位當過崖州太守七年。
從「祖國」來的才是好東西，望族名家才用，譬如棺材要用「福杉」(福建運來
的)，墓石及祭壇用石頭也要從福建運來，吸菸也要買由中國走私來的。家廟祭
祖典禮時要用北京話讀祭文。
他的家庭教育也非常嚴格地要自修漢文，他們家族有自己的私塾，他的父
親自小親自教他讀漢文，從三字經到大學、中庸以及史記。史記三卷背誦到爛
熟，六十幾年後仍能一字一句背出來。也需學詩(千家詩、唐詩三百篇)、尺牘
以及北京官話。但當他從公學校三年級轉到日本人的小學四年級時，父親對他
的漢文教育才一刀兩斷地停止了。
他們家庭的長輩也好像都相當親中反日，他父親是台灣人中首批自教日語
的「國語講習所」畢業的，可是他終身不講日語，不寫日文，連後來跟日本人
的銀行支店長等的官員打交道，而且是非常重要場合的破產案件，他父親也不
肯用日語，由鄭教授當翻譯。對他父親頑強的意志他印象一直深刻。他母親的
家族，當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日軍要來時，她家還租船搬到泉州，在泉州住了
三年再搬回台灣，她母親經常談到她往年在泉州的往事。
除了正統的漢文教育外，他們家中有很多中文書籍，從小就熟讀了中國各
種演義書如：「東周列國」，「三國演義」，「水滸傳」，「三俠五義」等等。
到了中學如「紅樓夢」，「西廂記」及「聊齋誌異」他也都看過。父親更收集
不少文集，他自然讀得不少，他一再提到袁子才的「隨園三十六種」，甚受其
影響。甚之於他父親以遺民自居，還特意地訂了上海出版的〈申報〉，甚至有
「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三民主義」等。
在這種家庭環境下成長是否會對「祖國」有憧憬？尤其在被日人歧視下是
否更會有「祖國意識」？這跟他以後回歸中國去是否有因果關係？他在中學時
期大概就因有這家族的薰陶，他說有位從中國來的舉人到新竹來開漢學私塾，
這舉人小孩每年夏天到新竹過暑假，他們同學幾人跟這舉人兒子經常聚在一起
討論如何使中國富強。這幾人中後來真有一人不久找了船潛逃到中國去。他在
自傳中學時代那一節有段就說：「沒有感覺有搞實際運動的熱情，只是下了決
心將來有一天一定要回到祖國大陸。」看來他要回歸中國的心思，中學時代就
早有了。
《公學校、小學校、新竹中學》
當鄭教授在公學校讀完三年就轉到日本人才能就讀的小學校，後來就讀新
竹中學四年。雖是豪門出身，台灣人還是只能讀公學校。後來總督府發布了「
共學制」，台灣人子弟才被允許上日本人才能就讀的小學校。他父親在他四年
級就馬上把他轉到小學校，這些雖是來自台灣富裕家庭的子弟，人數少又是被
殖民的「共學生」，受到不少日本老師及學生的侮辱。他甚至認為父親早早就
把他轉到小學校是要他先嚐嚐日本社會中台灣人被歧視的現實，一種從小就先
打的預防針。
到了要上中學被歧視就很明顯，新竹中學每年一百名中台灣人只有四十名，
報考就有六百八十多人。入學後他也一再提到被日人歧視或「修理」的故事及
台灣學生的反抗。那時下課後穿台灣衫上街是很危險的，一旦被發現會被停學，
要「停學反省」。他反抗心太強，操行成績被班主任評為乙下。
他對新竹中學的回憶，我這後輩很有「共鳴」的感受，樸素剛健是他那時
第一任校長的基本理念，最少到我讀該校時，那校風還一直保存下來，有這層
感情下，使我讀他的傳記更津津有味。
讀完了四年，不想呆在台灣，有意去北京或南京，後來他父親跟哥哥商量
後決定去東京準備考試。他沒畢業就去日本，想以讀早稻田預備學校來代替中
學第五年。在一九九四年出較的「新竹中學校及名鑑」（會長范國彰醫師），
他的名字仍列入第五回名單中，但該班畢業於一九三一年，他一九三○年就去
了日本，可見是沒畢業。
《日本讀書行》
一九三○年到日本去讀書，首先是他自己所說的「浪人」時代，就是未有
正式學校，在補習準備考學校的時代。首先在早稻田預備學校補習，後在也曾
在外語學校上過課，甚至又回到新竹準備考試。後來沒考上第一高等學校，但
考上了早稻田大學及慈惠醫大。他要報考一高時的志願書本填「文科甲類」，
他的父親哥哥知道後，半夜諄諄教導，要他知道台灣人去日治時代讀文科想當
官是死路一條。
他選了慈惠醫大，讀預科三年本科四年。書中寫了不少故事，包括他的家
庭與其他豪門的關係以及一些生活情節都很有歷史及文學的價值，但無甚關連
本文討論的主題。他對日本人的歧視仍耿耿於懷，在日本讀書期間就多次提到，
譬如學校對台灣人當班長的顧慮，台灣警察常常來的「表敬訪問」。他勤讀德
文、法文以及許多課外的歷史、哲學、文學的涉獵很令人敬佩，難怪他的文筆
好，可寫出內容豐富的自傳。
在醫大本科二年(1936年)時，他得了盲腸炎穿孔的泛癸性腹膜炎，開刀住
院了四十天，渡過死亡率當時可高達百分之九十的大病。這對他以後的人生觀
料想有很大的改變。從病生還中體驗了很多，他後來就因此說「只想願意做個
善良的人」。
大病剛好去療養時帶了本細菌學的書，看到細菌學的進展很感興奮，上了
三年就去細菌學教研組學習，四年級也去東京大學傳染病研究所。畢業後就受
教授的邀請進了細菌科。
《畢業後慈惠醫大的研究》
1939年一畢業就進了慈惠醫大細菌科，他很用功研究，很快地不到一年就
有研究論文刊出，於是有資格去申請當日法交換學生。想去法國留學因為二年
前看到郭松根前輩在日法交換學生的名單中，郭先生是他哥哥的朋友。郭松根
前輩的事蹟將在以後再討論。他本很可能被錄取因為只有他一人是申請基礎醫
學方面。他本很興奮夢想將實現，興奮得晚上睡不著。可是他才申請不久巴黎
被德國侵佔而淪陷，日法交換學生只好停辦。
在慈惠醫大的幾年，他寫些生活情節，但對研究教學的內涵沒有詳述。這
幾年間他讀了本對他以後一生可能影響很大的書。他有位跟社會主義有密切關
係的朋友借給他本Edgar Snow(史諾)的「中國的紅星」英文原著。他連夜開夜車
通宵就看完。他看過後就有「這裡存在著祖國」的想法，第二天沒有心思工作，
更有「祖國」可回的念頭。
在1944年他也寫件小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哥哥以前的公司一位台灣人
雇員薛某變成汪精術南京政府駐日大使館官員，來找他幫忙，請他向中國用福
老語廣播為日本宣傳，又要求他探查台灣學生的動靜。他拒絕又生氣地問那人
你是中國人嗎？那人冷笑地說：「在中國誰都不把咱們台灣人看做中國人囉」。
對上兩段小插曲，我有點感想及後話。史諾那本書寫在兩次大戰時，當時
中國共產黨還在陝北岩洞時。我也曾在來美後不久就看過，在蔣介石腐敗政府
的對比下，史諾的確對當時的中共大為讚賞，寫得非常好，看過的人如受日本
欺侮的鄭前輩，及像我這樣受過蔣介石腐敗政府體制下而前來美國的人都會很
感動，難怪鄭前輩會對中國憧憬。一有權有力後中共腐化得很快，更難怪最近
報上看到史諾遺孀對中國的大力批評。
對薛某的那句「在中國誰都不把咱們台灣人看做中國人囉」。想來不只是
薛某個人在汪政權的經驗，看到以後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
果〉以及1941年寫的〈南京雜感〉，鄭教授這本書的描寫以及其他回歸祖國人
士的文章，戰後不幸陷落中國回不來的台灣兵及白色恐佈下逃到中國的左派人
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遇，都有類似經驗，值得深思。
《美軍醫學研究所》
他在慈惠醫大工作期間日本投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他非常反感，
他認為32年他才從殖民被解放出來，那32年是充滿了悲哀及屈辱的漫長日子，
他認為日本在台灣只留下「怨恨」兩個字而已。
美軍一進駐日本，在東京成立「第三醫學研究所」，看到廣告徵求細菌學
者時，他就去應徵。慈惠醫大主任教授的唯我獨尊可能是原因之一，不過他在
各時期一再提到被日本人屈辱也該是最大原因，所以一有機會就求去。他一去
不久，就因工作能力高，把另一日本醫生從一崗位上擠下來。所以特別會對美
國社會對實際工作情況來判斷人的能力及昇遷感到感動，他更說這是有生以來
頭一次有如此經驗，台灣人在日本或日本殖民的台灣下萬萬不可能。
他在美軍醫學研究所一年半，專任結核的研究，他記載其間發生幾件有關
台灣人的故事。他雖離開慈惠醫大但那時已得到副教授的任命，他也提到另一
黃金江先輩本是小兒科講師，戰時小兒科主任急逝，雖然其主任遺書給校長要
求黃先生繼承主任職，但大學卻找了位不學無術的開業醫當主任。戰後他們兩
人才能昇任副教授，日本戰敗了，早該還給台灣人名譽。
人在美軍研究所有好處，譬如因當時台灣同胞跟日本人爭執引起了遊行，
被日本人襲擊受傷而送去就近的美軍總醫院，其他人進不去，他因在美軍研究
所工作而能進去慰問。這些人後又被以騷擾罪被美軍判刑，他跟也在美軍當法
律顧問的林挺生，二人為了替台灣人提出直訴的信件直接去找美軍司令。不知
這信起了多少作用，後來這些人被追放出來。
工作第二年(1947年)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變，他聽到國民黨政府的戒嚴令及
屠殺，他第一次想到必須回台灣，他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成語湧上心
頭。那時仍留在台灣的日本人醫學教授及慈惠大學同學都去信督促他回台，他
於是自美軍醫學研究所辭職，離開東京回台。距他1930年離台已整整十七個年
頭了。
《回台及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
回台一千名僑胞選他當團長，坐政府船回台，他第一次看到國民黨政府的
黑暗面。船先到上海就有不同人幾次上船說要查行李要紅包要藥(治梅毒的六○
六)。船上辦公非常貪污腐 敗。到了基隆，海關人員要檢查行李，就像流氓一
樣。
他跟當時基隆市市長石延漢的接觸跟石先生的經歷令人婉惜及感嘆，中國
糟蹋腐化人才真是令人到吃驚的地步。這石先生是科學奇才，考上日本一高及
東京帝大，是所有學生師長公認少有的天才，東大優厚他，以能保證他能當教
授的條件留他。但他愛國心切，回到中國受蔣介石的信賴在政壇得意。當鄭教
授去跟他要求幫忙日本歸台人士的返鄉，他冷淡無情，不肯說日語，只願用英
語溝通，看他的一付嘴臉，好一個天才竟是個不通人情令人生厭的官僚。他後
來回到中國，更沒有好下場，被下放到青海而死於該地。他雖曾在大學當教授，
專業上好像沒什麼成就。鄭教授就很感慨中國人知識份子的命運，以後回歸中
國他也有更多如此的經驗，石先生不是特例，他說石先生若真留在東京大學，
在科學界說不一定可做出非常出色的成績。
一九四六年六月起在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的細菌免疫血清系當主任，任務
要把台灣生物製品的生產走上軌道。他解決不少台灣各種疫苗及血清生產的問
題，日本人走後技術上就有些問題。他的傳記也寫了不少當時台灣人間的衝突
問題也值得一提。該所洪所長是留日中國大陸人，鄭先生系內有幾位也是日本
醫大的畢業生，但有些妒忌他，有問題不去找系主任的他，卻直接找中國人的
所長，對鄭教授目中無人，他認為若在日本，這些人絕不敢如此越級找所長，
但回到台灣，卻有「不過同樣也是台灣人」的潛在意識。經過半世紀的殖民中
解放出來，對統治者卑屈而對同胞卻不一樣的態度，他感到相當悲傷。五十五
年後的現代，台灣人中是否仍有類似的心態？不少的台灣人仍曲膝向在中國的
「主子」表態。
上面提到的洪所長後來因台大校長換了傅斯年，知道自己會被換掉而辭職
回中國，這洪所長是鄭前輩以後他回歸中國的關鍵人之一。杜聰明當上醫學院
院長，而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也換了人，鄭教授用自己能力把研究所業務弄得
蒸蒸日上，那時工作並不輕鬆，正逢國民政府自大陸徹退，要逼退想侵佔研究
所的軍隊，對付通貨膨脹，國民黨腐敗的政權以及也開始去學國民黨壞榜樣的
台灣人。他很感慨台灣人去學壞的確是很容易的事。
《赴美留學哈佛大學》
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工作時，他父親於1949年三月仙逝。五月接到傅斯年校
長要接見他的消息，原來是要面試出國留學的教授。台大戰後還沒有派人出國
留學，教授們不滿，傅校長從教育部爭取了三個名額。在各學院中選出六名，
由校長用英語面試每人再決定三名。他跟生化董大成及數學系許振榮三教授被
選上。
鄭、董兩教授在1949年十月底離開台灣，匆匆忙忙地離開，因那時台灣情
勢隨時都有變化的可能，因中國人民共和國該年十月一日成立，也有趕緊先跑
的心情。十一月初抵舊金山，經過各地參觀遊玩，十一月廿日才到達Boston的
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科，在Mueller教授 的實驗室工作研究。
在哈佛時，先觀摩兩星期後，自己先決定研究的題目。他對美國迅速有效
率的安排非常驚嘆，只幾天就有菌株、儀器、藥品以及專人修理電器儀器等。
除了自己的研究，還去旁聽教授講課及幫忙學生的實習。他對學生們有主見，
在討論會上敢毫不客氣地提出自己的意見，非常驚嘆美式的教育。
他後來應Mueller教授的求改做菌類的新陳代謝的研究，他對研究工作非常
認真，經常離開時已是午夜十二點，研究成果也很順利。第二年九月Mueller教
授就特別為他申請到經費及聘書，成了正式的客座研究員，不必台灣的錢，他
自哈佛可領薪水。這該是很難得的機會，是Mueller教授實驗室的第一人，研究
室 的同事還會為此開了小慶祝會。
他為了學習更多美國有關的醫學研究及體制，在美期間，他也連絡上他以
前在日本美軍醫學研究所認識的同事及朋友，其中好幾位也在大學任教，他去
他們那裡訪問參觀。他也安排去麻州的州立生物製品研究所五天學習觀摩。離
開美國前也安排去訪問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衛生院以及生物製品研究所。
他在Boston的生活更不限於實驗室，他有多彩多姿的生活經驗。他經常去
聽交響樂團的演奏會，後來還成為交響樂團的會員，可買定期公演的演奏會的
票，也去聽了不少歌劇團的表演。美術館在醫學院附近，他每星期天去觀賞，
也經常跟同事去該館午餐。他也常在實驗室工作空檔期間，去觀看Boston的職
業棒球隊的比賽。
不只是跟實驗室同事來往，也找到以前美軍研究所的同事及朋友，有幾位
在紐約，所以他去紐約好幾次，也趁此去參觀旅遊。在紐約聽音樂會、看美術
館也參觀聯合國大廈及開會等。在這些朋友家中住，體驗美國式的家庭生活，
有位甚至從日本回國被派往Boston，住在他住處附近。順便一提，他來信說，
在一次前往紐約時，曾跟美國朋友見到謝娥醫師並一起在中國城吃晚餐。
《離美但回不了台灣》
他的工作研究雖然順利，八月底他突然接到台灣好幾位朋友匯來美金，家
中也給他信說要他留在哈佛大學。原來在台灣的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被查到，
所有地下黨員被捕被槍斃。他在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實驗室有三位被捕。有
兩位有次跟附近兩位青年曾在草山(陽明山)大學招待所相聚時，鄭教授也在場，
雖沒談政治時局，被說成膽敢在蔣總統住所以鄭教授為中心，開了共產黨的黑
會。
他知道他們是地下共產黨員，但他自己並沒有參與任何活動，他並沒有向
政府報告，有時還給他們方便，甚至有位還在他留美期間藏在他家中。像這樣
關係，在那白色恐佈時代，大概是難逃死刑或監獄。在獄中的同事帶出口信，
吩咐請設法通知鄭教授千萬不要回來台灣。所以朋友們陸續寄錢給他，怕他無
生活費，希望繼續留美。他本以為只是「同情者」，大概傅校長會保護，幸而
他沒回去，若那時回去，凶多吉少罷。
他是共產黨的「同情者」，跟他後來會回歸中國共產黨下政府大概還是有
關係。他在Boston就輾轉認識位公共衛生學院一位女士Marjory，她帶他去參加
她們的小集團聚會，後來才知道這些小集會是美國共產黨的聚會。這位女士曾
在中國工作過，也會做些幫忙中國共產黨的事務，如寄書、雜誌及醫藥品給新
中國等等。
突然間他接到從前士林熱帶醫學研究所洪所長的信，洪所長離開台到中國
任浙江醫學院院長，衛生廳廳長等要職，洪所長希望他回祖國建設服務。中國
為了爭取他回國，安排一位吳先生到Boston，而這吳先生也是經上述公共衛生
學院的那位Marjory女士連繫。同時台大傅校長又一再來信催他回台，希望他開
始與郭松根教授籌備創辦公共衛生學院及血清研究所。當時美國經濟援助會給
台大經費打算創辦公共衛生學院及血清研究所。但是洪所長的信的確打動他的
心，他想回中國的心大概那時已決心了，但仍跟實驗室的同事講將回台灣，只
要到日本滯留一會兒。1950年11月25日從舊金山上船去日本。
《再度到日本》
離開美國十二月十一日到了日本，先再去找林挺生先生，他那時已離開美軍
的法律顧問而執業律師。林先生幫鄭教授在日簽證延到半年。第二年年頭傅斯年
校長急逝，三月一日熱帶醫學研究所台灣共黨地下人員的三位同事都被槍斃了，
所以決定把台灣家眷接出來，等待回中國去。
為了解決居住權及生活問題，他本想再到美軍醫學研究所謀職，但由於簽
證問題又拿不到居住權，後來只好遷就到「民間情報及教育局」(CIE)去上班，
在簽證到期最後一天前往報到，解決了簽證問題。
CIE原來的任務是為韓國集中營中的中國人及韓國人俘虜寫教育教材。先是
出版些強調共產主義如何壞的書，後來出版些用講故事式敘述，不正面攻擊共產
主義的宣傳品。鄭教授主要是安排出版工作。除了宣傳品外，也出版些技術性生
活性以及娛樂性的書。鄭教授從一九五一秋到一九五三年秋，在CIE整整工作了
二年，他的職位也提高很多。
台大後來由錢思亮升任為校長，幾次差人來要鄭教授回去，雖然一再說給予
保證；他還是不敢回去。他護照快到期時，由於日台和平條約簽訂，台灣人又可
去改為外僑登記，很簡單地變成華僑，擁有華僑證就不必護照。他雖想回中國也
一直沒有消息，自己準備找辦法回中國也一直不順利。
後來要到中國去接回日本人的輪船可去中國的消息在日華僑間傳開，鄭教授
全家人用假名避人耳目，又騙服務的CIE說要到法國去才辭職，這些種種措施是
為避免危險。1953年10月29日鄭教授全家 離 開日本回歸中國。
《回中國初期的好日子》
當船到達天津，歡迎人們敲鑼打鼓跟以前回台灣時全然兩樣，那船有一千名
留日華僑被安排在天津的大旅館內等待，還常招待去看平劇或話劇。後來還見到
了衛生部部長後被安插到北京醫學院細菌科。那一千人中幾乎全是台灣人，其中
有十名醫師，七名到北京。年底才搬到宿舍，他去細菌科看時，陶主任跟本就事
先不知上級派一位教授來。1954年初開始上班時無課可上又沒有研究工作，只好
先專去學俄文。日常生活過得很辛苦，主要是中國較窮，住的房子沒有自來水而
北京的生活習俗又不清楚，可是仍覺得平穩而幸福，尤其是以後從日本託人把鋼
琴帶來後。他最高興的是可聽到京劇名優的戲。在第一個五一勞動節看到毛澤東
主席時會熱淚盈眶，哽咽不已。
一九五五年春科學研究開始被注重，細菌科也開始成立研究組。他先以痢疾
做為研究題目，因為中國當時師從蘇聯，為分離痢疾桿菌仍用效果較差的「遠藤」
培基而非SS培基。SS培基的成份中有些中國買不到，他創造了用牛膽汁透析提取
膽酸鹽的簡單方式解決了問題，他說他發現而製造出的培基效果比美國SS培基更
好。
1956年4月，他被調到結核病研究所，上級命令不得不聽。那研究所的基礎研
究又必須從零開始，連基本研究人員也要親自訓練，半年後開始展開研究工作。不
久其他幾位臨床或基礎的專家從海外陸陸續續加入結核病研究所。但是研究所離北
京廿公里，必需住在研究所內，週末才有機會回家見到孩子們，仍是過著不適應
的生活。
1957年夏天到大連醫學院招待所休假，在那兒他碰到從台大回到中國大連醫
學院的三教授，即眼科的李辰(邱林淵)婦產科陳文及皮膚科周輝榮三教授。他們
三人是1949年從台灣坐船逃出，但有中國安排蘇聯船去接應而輾轉到中國。那年
夏天在招待所休假得很舒適而又碰到台灣的朋友們，非常快樂，連全國反右運動
鬥爭得轟轟烈烈也以為跟自己沒有關係。
m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運動》
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而來，在此之前鄭教授就經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
首先是一九五五年起，胡風批判引發的肅清反革命暗藏分子運動。上班時學習文
件，討論會不斷，甚至連上課暑假都取消，每天從早到晚進行運動，每個人要「
自我檢查」。鄭教授夫婦很緊張地先自動寫出約一萬五千字的自傳去交待。他在
這初次的體驗學習如何對待政治運動。一樣是從海外回國的另一印尼華僑林教授
就告訴他「No speaking, just seeing」。這位林教授要請鄭教授吃午飯，不敢
在辦公室講，拐彎抹角介紹一些商店，再說「到了那些店，很近我家，順便來吧，
最好在十二點」。
到了結核研究所不久(1957)中國開始反右鬥爭，鄭教授自稱「政治嗅覺很鈍」，
還去大連渡假。一回到研究所，副所長被鬥爭，每天開大小的會，副所長終被扣
上「右派」的帽子而丟了職位又降級。
接著「社會主義總路線」在1958年制定，跟著「人民公社」及「大躍進」成
三面紅旗就轟轟烈烈地展開。這三面紅旗的大運動中，農、公、商及各機關、學
校、醫院以及鄭教授服務的研究所也都不能例外。結核研究所的基礎研究室也被
要求要向黨獻禮，做出重大成績。
鄭教授的研究工作「膽固醇對結核菌、卡介苗及其抗酸菌生長的影響」有很
好的成果。他的論文登上了上，也被<人民中國>
雜誌專訪介紹。
事實上全國各界轟轟烈烈的三面紅旗運動只是假象而已，其實是「破破爛爛
的三面紅旗」，全國性的缺糧外，很多物資缺乏，主食、棉布、肉、蛋、油、菸
都要用配給制的票才買得到。這「三年暫困」就是這些運動的後果。
鄭教授漸漸也知道小心，當外國人來索取他論文的抽印本時，他都不敢自
做主張，要向所的黨書記請示，他得到的答案是不理那些人。連英國結核病研究
所所長來訪問他時，要招待他去並會見英國人的朋友，黨書記也不准，要他借
故不去。
更糟糕的是黨書記可以命令他不得報告一些研究的結果，不讓他去參加在
北京的國際學術會議，不讓他訓練新送來的技術員，這些要跟黨書記鬥爭，黨
書記干涉專業的研究或教育不斷地出現。
中國的政治運動一波又一波，毛澤東自己就說過每年都要進行運動。上述
「三年暫困」剛結束，「四清」又開始，是要「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清
思想」的運動。鄭教授要去市政府開三天的學習會，但還沒什麼影響到工作及
生活，緊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衝擊，就不一樣了。
文化革命前，鄭教授夫人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回日本探親，此行也費了不少
工夫，最後還是靠日本參議員自中央的僑委辦公室關說才能成行，回日前還到
各地旅遊。鄭夫人此次探親回中國帶了不少東西如小摩托車，電冰箱、洗衣機、
唱機等等。這些東西後來在文化革命變成了「禍源」之一，因為證明過著「資
產階級生活」。
《文化大革命》
1965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而在1966年6月很快地，這文化大革命就開始找
上鄭教授。一晚他從家被叫去研究所開全所員工的大會，像他那樣高級知識份
子就是員工攻擊的對象。大字報充斥各處，有十來張針對他，攻擊他過「資產
階級生活」，全家從日本帶回來的電氣化的奢侈品以及其他莫須有的罪名。不
到幾天紅衛兵就來霸佔他的辦公室，宿舍也光被減成二人一間，家也騰出一半
給他人用。
鬥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古派及壞分子)時，在運動場搭的高台上。
被揪出來的上台會被粗棒打。鄭教授眼看不對，自己志願去動物房搞清潔工作。
後來還是被點名被批評。紅衛兵後來還奪權掌管行政，他不能住半間宿舍，被
趕到抽水機室或工人宿舍跟多人一齊擠，他的家也被抄了，他跟家人都被審問，
真像被幽禁囚房內，處處有人監視下生活。
被幽禁幾個月後，鄭教授終於正式地被鬥爭了，大字報上寫著「細菌戰犯、
國際間諜、反動學術權威鄭翼宗的鬥爭會」。站在架高三尺的台上，在台下呼
喊「打倒鄭翼宗」的口號下，開始控訴他的罪狀。群眾舉拳頭唱和歪曲事實捏
造的罪名。足足被鬥爭了二個多小時。站在高台上要低頭，脖子痛稍一舉頭，
台下就者聲喚「低頭」，一個星期被後又再被鬥爭兩次。
鬥爭第二天起就開始被強制勞動，在洗衣房做工，他做了七個月的勞動。
在洗衣房跟其他被幽禁做苦工的同事也不敢講話，一言一行都有人監視。連太
太偷偷託人帶來的信也被監視人拿去，雖可看書，但監視一來，就要把書藏起
來，把<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假裝在看。
他被監禁了六個半月才被放回家，這幾個月，他靠寫俳句度日，日文本用
日本俳句，中文本他自己改譯為漢俳，都是文學的精品。如他知道能被解放回
家時「今宵聞解放，恰似冰天迎春風，感慨塞滿胸」。1968年二月底才回到家，
「無端受委屈，此怨此恨何人知，妻子其泣啼」，「一家方團圓，抱成一團保
溫暖，早春氣尚寒」。
回到家才知道家人也一樣受苦，不但去他家中抄家，拿走信件、日記、照
片，派人尾隨他夫人。奪權的人就住進本屬於他們宿舍的房間，他家人就生活
在那一夥人的包圍中。薪水也從三百元減到六十五元。他夫人更還要想盡辦法
去營救他。找台灣來的前輩如謝南光或台盟人士，不是沒有辦法，就是他們也
挨鬥爭，泥菩薩過河自身也難保，更無法救鄭教授。最後鄭夫人去衛戍司令部
陳情，他才被從幽禁中解放出來。
雖被「解放」，不被幽禁，住到八人的單身宿舍，仍在洗衣房工作，週末
才可回家。勞動時間是整整每天十小時，還有晚上二小時的學習，二小時的寫
「材料」悔過。其間又有各種活動譬如「憶苦思甜」，「向毛主席請罪」「背
毛主席的老三篇」「狗咬狗」等等，不但肉體上苦痛，更有精神上的懲罰。這
「狗咬狗」是要大家互相揭發罪狀。他目睹同事被揪打得鮮血淋漓，有時有人
三更半夜被拖出外面被毒打。有位大夫忍不住還企圖自殺。雖是「解放」可回
家，這約六月多(1968年5月到9月)，他有「死的恐怖」的感覺，一直到工人宣傳
隊進駐到研究院，工宣隊是來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混亂，那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
可是十月以後他又被軟禁十個多月，主要是為每個人「定案」，幸好那時
可以吃到普通而非「特定」菜單，不至於被餓死，不被毒打，但仍一樣長期野
外勞動，睡眠不足每天只六小時。鬥爭大會及學習班仍一樣有，後來又改由「軍
宣隊」加入工宣隊共坐鎮研究所，大概工宣隊效果不好。鄭夫人有次來訪，原
來是被召集來勸他坦白交代罪行的。
他的傳記還寫許多他如何被虐待，過著非常殘酷的生活，高級知識份子如
何被整頓的事實，無法一一詳述，他寫得非常確實，又加上不斷加入他寫的俳句
(中文本用漢俳)，實在很 值得大家詳讀 。
到了1969年7月16日是他的生日那天，他才又被再度解放，他被解放時也仍
沒有定案，原來他是無案又定，一直拖了將近兩年，受盡了殘酷無情的羞辱及非
人的生活，只落過「無案可定」，這種拖法他感到無限的憤恨，但又何處可伸冤。
所謂的「解放」對他而言仍在繼續屬黑五類黑八類之外的「臭老九」的高
級知識份子。他的待遇並沒有好轉多少。他還得在食堂勞動，並要去參加磚窯
場的工作。原來那時中蘇因邊境衝突，形勢緊張起來，必需挖防空壕。各地都
建磚頭買不到，只好自己做。
他用獨輪車運土五百多斤，或用鐵鍬挖防空壕。到了十二月冷風吹得透骨
下，手凍僵了也仍要做。在這磚窯勞動中差不多死了兩次，一次是從磚窯上頭掉
下去，幸好掉在葡萄架上，另一次站在磚窯內口蹲著喘氣時，有預感而趕緊跑開
，磚堆門口塌下來，若非跑得快，必死無疑。
到1970年才離開兩年三個月的勞動生涯回到細菌科。這兩年三個月瘦了廿五
公斤。回到細菌科也只能當小技術員。當從前自己助教的助手的技術工作而已，
只按部就班做就行，但是精神上仍是被虐待及屈辱。仍要參加政治學習。
從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到1970年回到細菌科當助手三年多，這約八年歲月真
是浪費，屈辱勞役、精神虐待外還有死的恐佈。這應是研究工作者最起勁的年代，
他在文化革命的浪潮中白費了，一片研究者的空白。
《文革後的研究工作》
回到研究工作開始雖是助手，但總是可以接觸到雜誌，發現國外用Rifampin
治肺結核菌的好效果。冒著被人指責為「白專」(對政治沒關心只汲汲於專業)，
上圖書館查Rifampin的資料並向全所做了報告。這藥物貴，不能大量進口，鄭
教授建議引進菌株，中國自己試造Rifampin。由全國各單位合作。
他以細菌專業知識來幫忙小組，雖然名義上再成為細菌科主任，也是結研
所基礎領導小組之成員，但事實上小組組長是動物房清潔工，實權是黨支部書
記，他仍是在他以前助教下當小工。他懂各種外文，先去找文獻中有關Rifampin
的專利文獻。結核研究所決定製造出十公克當其十、一(國慶)獻禮，他雖也仍被
擠在一邊，仍非常努力，抽空再重新學習放線菌的培養，改良分離出好菌株而又
以生產Rifampin，大大減少生產的成本。成功後他也因高血壓申請自研究所暫時
休息一段時間靜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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